组委会认为，这五部作品在剧作结构、视听营造、主题表达等多方面进行对高度相似和固定化的类型片模式的突围。为观众提供奇特的审美体验，在富涵人情事理的大张大合之间，向观众传递着关乎人性本质的当代文化信息。

第二次回返，是阿鲁斯带着母亲回到“老家”。这个家为生活展示了一种物理上的确凿证据：它是一座砖瓦结构的房屋，临水而建；屋内有家具和衣物，陈设着一家人的老照片；长久空置之后，缺少现代生活所必需的电。除此之外，在更广阔的草原空间和游牧民族的背景之下，这座房屋也意味着游牧的终结与定点而居的开始。对于阿鲁斯来说，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他所认为的家。但对母亲而言，她所不懈寻找并渴求回返的是一个更具原初的所在，她要回到儿时那个有父母的家，找到那棵一半生一半死的树。

导演的悉心呵护与付出，也收获到了孩子们的反馈。剧组采访中，孩子们表达了对王宝强的喜欢，因为导演选择了他们出演电影。王宝强的内心也被孩子们的真情流露触动：“其实我们都是苦孩子出身，都有共鸣，共性。因为自己经历过，你就非常懂第一次当演员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正如观众评价所言：“正因为宝强自己淋过雨，才知道给他人撑把伞。”当年的草根王宝强，如今已成长为一棵大树，为这些孩子们“遮风挡雨”，给他们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生如野草，不屈不挠。”希望《八角笼中》能为更多人送去力量，慰藉寻找出路的激荡人生。

自从2017年正式出道后，郑世云在音乐方面超全能，从词曲创造甚至到制作都能一手包办，也为参与如《金秘书爲何那样》、《我的室友是九尾狐》、《衣袖红镶边》等连续剧原声带，参加综艺节目、主持电台也是效果满分，去年更推出《珍惜且真爱的话》散文集，以作家身份跨界挑战全新领域，其细腻且温暖的文笔为许多人带来感动与疗愈。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若讲大唐，则必述诗。《长安三万里》分别从艺术和精神上呈现了唐诗的精髓。其一是意象美学。“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电影运用大量承载情思的意象符号，并在特定时刻群化，使其升为意境，让观众与主角同构，在有限的画面中观留白之处，从而能感其所感、思其所思、悟其所悟，体会到那一绵长的余味。《长安三万里》情思与形式相谐，意象俯拾皆是。如指代高适与李白迷茫心境而两次出现的杯中明月，让观众感受到二人的无奈之愁绪；知晓安禄山造反之心和力救郭子仪时，雪地盛开的红梅代表着李高二人的坚忍爱国之志与赤诚忠君之心；总是环绕在李白左右的空中仙鹤烘托着李白此生的恣意潇洒与自由心性；战火纷飞的长安，舞于高阁的女子不禁让人戚戚然而泪下沾襟。长安这一繁荣都市，就在朝夕之间火光冲天，似要成为废墟，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其二是诗兴精神。一方面，诗兴精神体现在“人人均能诗”上。即使是天生缺陷的高适也能作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千古名句。而黄鹤楼和边塞随处可见的诗板也表明唐人诗兴勃发的状态。另一方面，诗兴精神与李白的狂放不羁、超然脱俗和乐观豁达形成同构，影片自“天下谁人不识君”而起，以长安飞花令为终，将诗歌融入长安盛衰史中，道尽人与人、人与长安以及人与国之间的万里情思，展现出诗歌的无限生命力。

安东尼·拉莫斯：哈哈，我们去了马丘比丘，感觉很棒。像拍广告一样，把这样一部大片搬到秘鲁，可累坏了整个团队了。因为你得全程背着器材什么的爬山，不能踏到石头上，也没法在石头上休息。这过程太艰辛了，但这体验很好很特别。我们在那的丛林里待了6天，然后去了库斯科。秘鲁真是个神奇的地方。